93岁老保险人忆往事 | 话说“70年”——王恩韶

中国专家组在越南。左起：施哲明、陶增耀、王恩韶。

（王恩韶  提供）

保险跟银行不一样，银行是干什么的，大家都清楚，可保险干什么，一般老百姓都不了解。以前，去宣传人寿保险业务时，老百姓一听说“人死了保险公司就赔钱”，非常忌讳，说“我活得好好的你让我死啊？”于是就把业务员给赶出来了。我参加保险工作后，有时也接到电话问：“你保险公司是干什么的？我买个保险柜怎么样？”

即便是我们的领导，对保险的保障功能也不了解，更多地把保险当成累积和上缴资金的工具，所以主要任务就是抓怎样赚钱、怎样上缴。建国初期，保险公司的主管单位换过好几次，最初是由财政部领导，后来是由人民银行领导，后来又划到财政部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对保险的保障功能不完全了解，导致这种轮换。

张蓬本来是上海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副主任，后来就任保险公司总经理，有一次他调研回来以后说：我认为保险不是火腿肉，连包火腿肉的纸都算不上，只能算是捆火腿肉的绳子。这意思是说，保险的油水实在不多。所以，保险公司的任务就是要多累积、多上缴资金。

另外一件事儿：文革中军代表进驻金融单位，来了以后就听汇报。那时候保险公司属于人民银行领导，他听完人民银行各个司局汇报后，总结道：今天大家汇报，信贷局、储蓄局啊等等，我都听明白了，只有保险我听了半天，不理解。因此我给保险下个定义，什么是保险呢，叫“内行说不清，外行听不懂”。这是在大会上讲的。

所以，那时候做保险也容易也不容易：容易，是指你对保险保障这块功能的发挥用不着更多考量；不容易，是指保险费收入实在有限，钱上不来。由于保险被视为财政或人民银行长期累积资金的工具，上缴金额又相对较少，所以大家认为保险不是块肥肉。也因为这个特点，人民银行和财政部都不是十分重视，因此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在内部设立管理保险的专职部门。

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国仅有一家保险公司，即中国人民保险公司，当时也没有什么监管条例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自己定了一个保险管理规定，就是总公司用来管分公司。对于外国人来说，这就不大好理解。1959年，我们到开罗开FAIR（亚非保险再保险联合会）会，林震峰副总经理作为人保公司的代表，我作为业务人员兼翻译跟着去。头一天开业务会，他出席参加，而且介绍了中国的保险业务情况；过两天开保险监管会，他又参加了。别人感到奇怪，于是当时埃及一位再保险公司总经理说：“我们开业务会你参加，我们开监管会你又参加。业务是被监管的，监管是要监管业务的，你一人又是业务又是监管，你是在用左手管右手，管得了管不了？”这话既是笑话也是正经话，因为他不理解啊。当时，林震峰副总经理也没法多说，反正事实就是这个样子，回来以后就向上级汇报。第二年又开会，就加派了李聘周,也是人民银行的人，以监管身份参加监管会。林震峰也去，参加业务会。翻译不多带，还是我去，我就跟着林震峰跑。李聘周那儿没人陪着，光杆司令，别人想跟他了解监管，他也没法子跟别人沟通。其实这是我们一个策略，别人就感觉中国人做事儿都是很奇怪的。

所以讲到保险，不仅是老百姓不清楚，做保险的人、领导保险的人对保险的作用、办保险的目的，很多都不是从保险的保障角度来考虑的。

1963年4月，我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海轮“跃进”号装载1万多吨玉米，从青岛出发首航日本。4月30日开出，第二天在经过南朝鲜海域时就触礁沉没了。

“跃进”轮是有保险的。当时的人保公司国外业务处下设业务科、再保科、海外科三个科，我是再保科科长，“跃进”轮的分保就是我们办理的。“跃进”轮保额120余万英镑，我们自留20万，其余100万主要是通过Willis在伦敦市场分保。记得我们是在“跃进”轮出航前的那个星期通知Willis办理分保的。Willis接到分保电传后，就拿着分保书在劳合社开始安排分保，各个承保人（underwriter）接受了就写个数字签个名。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条船，大家考虑的时间都较长，启航之前总共分出了80万英镑。

5月初的一个周末，我们几个人正在家里打桥牌，国外业务处施哲明处长敲门进来，说：不得了了，“跃进”轮沉了！这下大家都很着急，马上开始商量该怎么办。主要有两个顾虑：第一，虽然伦敦方面发来电传，告知已经安排了80万英镑的分保，但并没有出保单，会不会赖帐？第二，我们要求分保100万，才分出80万，那20万算不算数？几个人整整商量了一下午。

第二天上班后，我们即给Willis发电传说：关于“跃进”轮分保事宜，相信你方已全部安排完毕，请出具保单。

对方回电道：我方收到分保申请后即去劳合社安排，因时间所限，只分出80万英镑，并已通知你方，这80万英镑没有问题。本当继续安排所余20万英镑的分保，但日前我方一进劳合社，劳合社的“卢丁”钟就响了，报告了沉船的坏消息。所以非常抱歉，20万英镑未能再行分保。

“跃进”轮事件在当时很轰动。周恩来总理主持开会，分析出事原因，认为有两种可能：一种是被美帝潜水艇打沉，另一种是触礁沉没。交通部汇报工作时说，我们有保险。总理问，那保险赔不赔呢？交通部说保险公司赔。这样，总理办公室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，让派个领导，再带个业务干部，去国务院开会。又是林震峰副总经理带着我去了。到了以后，总理就问：“跃进”轮沉了，保险公司赔不赔？我们说赔。总理问：都什么情况下赔？我们说：如果是触礁搁浅我们赔。总理又问：如果是让美帝国主义打沉了呢？我们说，也赔。参加会议的还有罗瑞卿将军，他听后一拍桌子说：如果是美帝国主义打沉的话还能赔钱？像是不相信。我们就介绍道：我们这是两种险，一个是Marine Risk（航运险），一个是War Risk（战争险），如果触礁我们赔，如果是美国打沉的，我们也赔。罗瑞卿又说道：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哦！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。总理讲：好，保险公司抓紧对外索赔，这些情况你们向外交部汇报，请外交部条法司的专家帮助研究一下，争取早日要回赔款。

“跃进”轮的失事船长应负很大责任，船长是老船长，可是没有开过这么新的船，所以工作上有失误，当然对外就不能解释了。但保险赔付还是不错的，除了劳合社之外，我们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建立了业务往来，它们也接受了一些分保，后来赔款陆陆续续都摊回来了，总共104万英镑。据说，总理在总结的时候说：“跃进”轮沉没，船长有问题，其他相关部门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唯有保险公司立了功。“跃进”轮事件，我们在经济上没有损失，但是在政治上有损失。

这事儿我们保险公司也感到挺自豪。

建国后，我们因为跟劳合社有业务关系，就在伦敦设立了个机构，叫人保驻伦敦联络处，专门做联络工作，这大概是1955、1956年的事儿。名为“联络处”，其实联络工作并不多，往往是国内需要巨额分保的时候才会找到联络处去办。后来人保就和中国银行商量，两家出资在伦敦设立了中国保险（英国）有限公司，并于1985年10月1日签发了第一份保单。

我是1985年8月去的伦敦，出任人保驻伦敦联络处首席代表、中国保险（英国）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王恩韶与英中保同事（王恩韶  提供）

英中保规模并不大，每年的保费收入也就是一两百万英镑。可我们在伦敦有一件事儿是做对了，就是没有接受责任保险。当时在国际市场上，责任保险是一种新的业务，在美国特别吃得开，英国伦敦劳合社当时也在逐步地开展着。我们当时对责任保险具体情况不了解，国内也没有，所以就决定先看看再说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发现责任保险保费是很多，可是赔款更不得了，主要有两项，一个是石棉污染责任，还有一个是雇主责任。尤其是石棉污染责任，房子刚一盖好的时候看不出来，但是石棉本身有问题的话，以后的赔款就理不清了，而且是个“长尾巴”责任，美国很多保险公司就是因为石棉保险赔了钱，关了门。后来又发展到经理人责任保险，这也是一个扯不清的官司。英中保没保责任险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：一是对于中国来说，这些“责任”不好理解；二是我们在技术上也不熟悉。所以就缓了缓，一看前景不好，英中保就始终没有接受责任险业务，这件事做对了。所以，英中保虽然保费收入数字不大，但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，也是在当时英国保险市场上为数不多能够赚钱的保险公司之一，因为大多数公司都是在做这个责任险。

1991年5月，我退休回国。

（采写：徐晓； 整理：梁晶。王恩韶2014年6月5日订正）

采访王恩韶工作照